俄洪灾险情依然严峻 33个联邦主体受灾

这种立法权能的特性在现代法治国家具有普遍性。

即便在建立了合宪性咨询制度的加拿大，也有学者认为最高法院对该制度的运用导致太多的抽象争议进入法院，而在缺少具体争议和相关事实的条件下，法院很难给出周延的意见[18]。由于我国的合宪性咨询制度尚处在起步阶段，当前学界关于合宪性咨询制度的研究比较少，对于该制度如何发展还没有清晰的线路可循。

当前，发展事先审查制度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深刻阐释[1]，而合宪性咨询制度的功能和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探究，其中的首要问题是该制度为何能够与我国的宪法实施体制相契合，这构成了本文基本的问题意识。面对某些新生或者疑难问题，相关权力主体对自己能否或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据宪法采取应对措施，可能缺少十足把握，贸然采取行动又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质疑。它既强调立法和行为主体在行使职权过程中的自我审查，也注重对职权行使结果的监督和校正。然而，这种对部门间关系的预设可能与英美国家奉行的权力分立原则产生矛盾。对于咨询主体而言，咨询的过程也是学习宪法知识的过程。

但自1982年建立新的宪法秩序以来，合宪性咨询案件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出现。[3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如果不让各级普通法院在审理具体的诉讼案件时具有违宪审查权，只会使人民怀疑到底宪法是不是应遵守的法规范，为什么普通法院在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不能类如其他权益受到侵害那样直接到法院去请求救济呢？[28]由此可见，普通法院享有一定的违宪审查权，从权利保障的角度来说，具有宪法上的合目的性。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回避宪法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以基本权利为界：对于涉及基本权保护内核的内容，如第一条修正案或者正当程序，法院并不倾向回避宪法问题。在由普通法院一并行使宪法审查权的司法审查制度下，虽然主体上具有一致性，但这并不排除方法上的内容差别。[27]普通法院作为适法主体，基于维护法规范秩序的统一性，应该享有一定的宪法适用权。通过考察早期美国法可以发现，狭义上的合宪性解释方法在理论脉路上可溯源至合宪性推定的权力逻辑，[8]体现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谦抑，且与司法中的回避宪法方法一脉相承。

而对于不具有执行性的规范或者政治性的宪法原则，法院在对立法进行解释时一般会回避宪法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法院通过回避宪法方法虽然暗示了立法的违宪可能性，进而潜在地促使立法机关纠正立法修复，但立法者消极怠工并不去纠正其中的违宪可能，反而以退为进把法院的暂时性判断当作最终的结论来对待。

而在分散式宪法审查制度下，如美国，即使法律适用与宪法适用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同一性，即都属于法院，其中也有差别，因为宪法解释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联邦最高法院，在职权上区别于普通法院的一般司法权。普通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宪法适用权为单纯解释规则在方法上的实践提供了根基。[42]如果一出现法律漏洞便直接寻求单纯解释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法律原则与宪法规范在方法论层面的混乱无序。总之，来自法律思想、正义等的规范依据应当科学地归结为表面论据。

参见前引[4]，拉伦茨书，第242页以下。这种以宪法关于保障男女平等及工作权、结婚自由的规定，来解释民法关于公序良俗的规定，为合宪性解释方法之著例。以上学说从各自角度来看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未在制度及方法论层面予以有效区分。[67]德国法治也与此相通，秉持立法机关在现代分权架构下就立法而言当然享有优先权，即相对于其他权力，立法权在创法的程序中有优先的地位，虽然这并不排除司法权有参与创法的可能。

[60]虽然法院在此没有使用合宪性解释用语，但透过其方法可见，其使法律合宪的意图非常明显，实已遵循了合宪性解释方法。相反，如果直接诉求于宪法，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法律规范目的及原旨的确定，甚而可能破坏法律价值体系的内部一致性。

其次，疑问性解释必须由明确的规范文本产生。即使可以对宪法进行理解，并在宪法所宣示的基本价值的范围之内进行方法选择，也不能触及对宪法规范内容的任何界定，因为指向宪法规范的方法论一般只能交由有权的宪法审查机构来解决，如美国的最高法院、德国的宪法法院，我国台湾地区的大法官会议等。

如有学者指出的，惟在实务上，发现无法在法律可能文义范围内去作合乎宪法的解释时，通常在宣布它违宪前，都还在文义外，尝试努力去作合宪的找法。但在语境主义方法看来，如果不对法律进行语境主义的解释，那么法院只需要去发现事实即可，而无需存在法律解释的必要了，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由于人的主观局限性，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总处于模糊状态。[65]其实德国也是如此，因为立法机关也由民选代表组成，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反多数难题，使得对合宪性解释正当性的寻求由一般文本理念的宪法的权威性转变成对具有民主正当性之立法者的权威性的尊重。该制可免审级制度的拖延。这种体系解释的基础在于，宪法是整个法规范体系中的最高法，其所宣示的内容及价值对于体系解释当然具有一种指引与统领作用。由于该案涉及对1994年国家移民法案部分内容的解释，布雷耶对此采用了语境主义方法，而斯卡利亚则采取了文本主义方法。

第一，该方法适用于立法存在模糊的地方。其使用者要么只能呼吁达成期待的合意，要么以庄严的宣誓放弃对法官造法的依据的论证。

作为法律方法，合宪性解释不涉及任何宪法解释。[49]但是，解释在整体上有其内在的逻辑次序。

[43]其与体系解释、目的解释、文义解释等均属于法律解释的范畴，发生在普通法院适用法律的过程之中。这种摇摆于护法与护宪之间的合宪性解释，其界限并非可以在法教义学上寻找到固定的标准公式，在很大程度上毋宁是一种根基于谦抑主义的原则性要求。

因此，单纯解释规则在方法上的合理定位毋宁是：在司法过程中，如果出现法律漏洞，首先尽力在方法论上通过法律原则来解决个案纠纷，而非单纯解释规则。援引不涉及宪法规范内容或价值的改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法律纠纷，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态：一是直接把宪法规范作为法律解释中的一种辅助，用以解释法律规范，类似于体系解释方法。这种基于宪法的法律解释的单纯解释规则至少具备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弥补司法过程中出现的法律漏洞或进行相应的法律续造，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而非属于宪法解释的范畴。[4]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42页。

(三)合宪性解释方法的特性由于普通法院的一般性司法权与宪法审查权职能有别，其围绕合宪性解释方法所呈现的内容也有所差别。回避宪法方法所秉持的对宪法问题尽量回避可以最小化对立法的司法审查，从而使法院避免踏入反多数难题的困境。

后者的职能主要是对立法进行合宪性控制，享有专门的宪法解释权。[31]当然，基于一般司法权与宪法审查权的性质区别，一般司法权对宪法的适用必定具有方法上的独特性。

合宪性解释方法在实践中，如美国，也存在一些可能被滥用的批评。[16]之后经由实践的不断发展，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宣示：只有当一项规定无法作‘合宪性解释时，始能认其为违宪并因此无效。

所有的法规所形成的法秩序应该有其一贯性，并服膺宪法之规定及理念，因此一个法律必须由宪法的基本理念来检讨及补充。该方法论的切入与规范的抽象度密切相关。如果遇到基本权利或其他宪法保障的法益之间发生冲突时，主要将通过在个案中的法益权衡的方法来解决。当然，这种方法在集中式宪法审查制度下无疑是宪法影响一切法律领域理念的一种实践形态。

[64]此点也为欧陆国家所共识。[22]前引[4]，魏德士书，第324页。

[19]这种方法的发展主要是在德国吕特案判决之后，随着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的形成，以宪法对于部门法的逐渐渗透控制为背景的。故合宪解释基本上是偏向体系解释。

一般表现为三种学说：(1)否定说，认为普通法院不享有适用宪法的权力。同时，对于一些可以通过在法律规范内部解决，或者争议性高的法律，包括合宪性或政策妥当性等，应该避免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来迎合其合宪化，[91]这样将使得法院的司法职能偏离其本来分工，而掺搅于政治或政策决定之中。